诗经：维天之命

【诗经：维天之命】

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。

于乎不显，文王之德之纯。

假以溢我，我其收之。

骏惠我文王，曾孙笃之。

注释：

1、维：语助词。

2、於：叹词，表示赞美。穆：庄严粹美。

3、不：借为“丕”，大。

4、假：通“嘉”，美好。溢：马瑞辰【一毛一传笺通释】：“【尔雅-释诂】：‘溢、慎、谧，静也。’…诗言‘溢我’，即慎我也，慎我即静我也，静我即安我。”

5、骏惠：郑笺训为“大顺”，马瑞辰【一毛一诗传笺通释】：“惠，顺也；骏当为驯之假借，驯亦顺也。骏惠二字平列，皆为顺。”

6、曾孙：孙以下后代均称曾孙。郑笺：“曾，犹重也。”笃：指笃行，行一事一心一意。笃，厚。，两段歌词，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。这种形式，在当代歌曲中，也还是很常见的。

译文：

是那上天天命所归，

距么庄严啊没有止息。

距么庄严啊光辉显耀，

文王的品德纯正无比。

美好的东西让我安宁，

我接受恩惠自当牢记。

顺着我文王路线方针，

后代执行一心一意。

赏析：

【维天之命】是【周颂】的第二篇，无韵，篇幅不长，充满了恭敬之意、颂扬之辞。诗为祭祀周文王之作（【一毛一诗序】所谓“大平告文王也”），因文本中有“文王之德之纯”、“骏惠我文王”等句可证，古今并无异议，但对成诗之时，则汉儒、清儒之说有分歧。郑玄笺云：“告大平’者，居摄五年之末也。文王受命，不卒而崩，今天下太平，故承其意而告之，明六年制礼作乐。”他认为此诗作于周公摄政五年之冬。而陈奂【诗一毛一氏传疏】则云：“【书-雒诰】大传云：‘周公摄政，六年制礼作乐，七年致政。’【维天之命】，制礼也；【维清】，作乐也；【烈文】，致政也。三诗类列，正与大传节次合。然则【维天之命】当作于六年之末矣。【雒诰】周公曰：‘王肇称殷礼，祀于新邑，咸秩无文。’郑注云：‘周公制礼乐既成，不使成王即用周礼，仍令用殷礼者，欲待明年即政，告神受职，然后班行周礼，班讫始得用周礼，故告神且用殷礼也。’郑谓周礼行于七年致政之后，是也。而笺以告太平为礼未成时，在居摄五年之末，则未是。诗云：‘我其收之。’又云：‘曾孙笃之。’自在制礼后语矣。”据他考证，郑玄之说有误，此诗当作于周公居摄六年之末，即公元前1110年。今人陈子展【诗经直解】认为陈奂之说较郑笺“为有据也”，兹从其说。

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，前一部分四句说文王上应天命，品德纯美；后一部分四句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，后代当遵其遗教，发扬光大。读者稍加注意，便会发现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。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，也就是说，今传文句将原该是“维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；文王之德之纯，於乎不显”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。语义丝毫未变，但效果却很不一样，两个“於”字的叠合，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。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，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，平铺直叙，波澜不惊，在唱出重音——赞颂文王——之后，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，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，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。

从诗的句式看，此诗中第四句“文王之德之纯”与第七句“骏惠我文王”完全可以压缩成“文王德纯”、“骏惠文王”这样的句式，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，整齐划一。【周颂】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，如【臣工】、【噫嘻】等即是。因为【周颂】中多无韵之诗，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，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，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；这样看的话未免太绝对，上举【臣工】、【噫嘻】等无韵（江永【古韵标准】谓【臣工】“韵不分明”，语尚含糊）之诗也是齐言句式，就很难以此解释之。笔者以为【颂】诗的句式参差与否，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，恐怕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。据郑觐文【中国音乐史】说：“【颂】律与【雅】律之配置不同，【雅】为周旋律，【颂】为交旋律。”而阮元【释颂】强调【颂】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。据此，则【颂】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，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。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，笔者不敢妄断，谨以之求质于治中国古代音乐史者。

至于说此诗的内容，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颂扬文王德配上天，对其美德顶礼膜拜，正是周公摄政制礼，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，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。而因其言词古直，情意朴素，尚无矫一揉一造作之弊，令人读来并不致于像读后世千篇一律的祭祀歌辞那样产生反感。